高尔夫女球童状告东家

她们不得不和自己的老东家、伯爵园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管理方“北京莱克西施绿色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”(以下简称莱克西施)对簿公堂。黄莹莹的官司已经劳动仲裁完毕,黄莹莹在仲裁中获胜,不过公司起诉到法院,所以案子还在一审阶段。柳萌萌和于美美晚了几天递交的仲裁申请,进展就慢了很多,仲裁委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们,太多这样的案子了,忙不过来。

她们的上一份工作没合同,也没有上社会保险。这曾经是这个行业的常态,不过这三位姑娘决心打破这个规则,坚冰在一点点融化,老东家正在和新球童签合同,三位已经离职的女孩则更希望公司能为2008年1月1日之后这段没合同的日子埋单。

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名不副实的一个称呼,尽管被称为球童,职业顶尖选手的球童往往比球手岁数还要大,有些人跟球手形同父子,在各类高尔夫球球童培训之前,培训师往往要说这个职业的伟大之处,比如老虎伍兹的球童威廉姆斯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,慈善捐献一出手就是76万美元。这样的球童往往形同教练,在球手犯迷糊的时候会给他恰当的建议,让他打得更好。

中国的球童则和国外有所不同,在各俱乐部几乎都找不到男球童,而女球童的标准,也主要卡在容貌上。曾经有高尔夫球俱乐部到成都的各大高校去招聘,要求很简单,女孩漂亮就可以,不会打球我们可以教你。结果大学生们去看热闹的很多,真正去应聘的却很少,原因很简单,就是太苦了。

“国外的球童主要是锤炼技术,能给客人提供建议,帮助客人背包、开高尔夫球车??”柳萌萌说,“中国的球童还要做很多保姆佣人的事。”

伯爵园俱乐部在业内向来以服务贴心而闻名,董事长宋在国除了经常带着一百多名球童高呼“我爱伯爵园”之外,还经常教导她们:冬天要给客人准备好暖宝,自己弄热了再给客人,夏天要随身携带盐,给客人提供冰西红柿和冰黄瓜??名师出高徒,伯爵园的球童一度成为业内的抢手人才,换工作非常容易。

在冬天到来之后,女球童们要和男生一样工作,用棉被盖草皮。这些日子里,公司给提供500元的底薪——球童没有下场费,就没有收入。

除了累,这个行业似乎确实不适合大学毕业生,一个22岁才开始球童生涯的女孩的发展空间很小,多数球童都是16岁开始做这一行,到26、27岁,做不动了转行。

“嫁人呗。”留短发的柳萌萌说话很爽快,她说这是她看见的老球童的唯一出路,很多培训机构宣称的做高尔夫球教练,基本是一个梦想。

做高尔夫球童和嫁人是冲突的,多数高尔夫球场位于远郊,球童一般都住在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里。

黄莹莹的第一份工作始于2004年,那年她16岁。她当时在海南的一家高尔夫球场,海南被认为是高尔夫球业的一个好地方,四季温暖,不像北京冬天要有两三个月没法开张。黄莹莹很怀念当时那家球场,因为老板足够彪悍,如果哪个客人拖拖拉拉老也不挥杆,老板就会指挥工作人员用车把该人拉到下一洞,如果客人激烈地反抗,老板会毫不客气地把客人轰出球场。“看着好像挺不通情理,不过球场的秩序和效率非常好。”黄莹莹说,“北京有很多很大牌的客人,上次有位大律师,因为不满意球场的服务,脱光膀子在球场打球,老板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

“漂亮的球童有更多的提升机会。”柳萌萌说,“可能会被升为前台,或者是去办公室做行政工作。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谁嫁给客人。”

在黄莹莹等老球童离开伯爵园之前,伯爵园和许多其他高尔夫球场都开始用更便宜的人力资源——在校生。

“多数是湖南四川那边来的南方姑娘,旅游职业学校的,她们很能吃苦很听话,但没有任何高尔夫球的基础,培训得也没有过去那么扎实。她们是用实习的方式过来工作的。一个月挣一两千就很高兴了。”柳萌萌说。

柳萌萌说没训练好的新球童有时候很靠不住,客人打出球,看不到落点,报不对码数。看见球过去了,不知道喊“看球。”有一次一个新球童就没喊看球,球擦着柳萌萌的鼻梁飞了出去,柳萌萌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新球童。

“深圳有个球场的球童更倒霉,听到‘看球’的时候,她不是抱头低身,反倒扭头真去看球,就被打中了眼睛。”柳萌萌说。

“现在想想我们过去工作的几年真的挺危险。”黄莹莹说:“我们没有工伤保险,也没有意外保险。”

球场上的危险很多,最常见的是被球或者球杆打中,还有球童会从高尔夫球车上跌落或者在意外撞车中受伤。

“受伤住院了,一般都是球童服务的好心客人觉得过意不去,来出医药费。如果客人不出,那只有自己出了,公司会借钱给你垫付——当然还是要从工资里扣还的。”黄莹莹说。

柳萌萌、于美美和黄莹莹在伯爵园时都是A级球童,这个级别最快也要2年左右才能升到,A级球童是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位,底薪500元,下场费一场150元。伯爵园是不许收小费的一类球场。如果一天跑两场,一个月30场,当月就能挣到5000元。这对于多数读完初中就出来工作的球童来说,是绝对的高薪。

黄莹莹比较喜欢不收小费的球场:“一个月发薪一次,能让我节省着点,如果每天都拿到小费,我肯定拿了就花了。”她说自己和许多球童一样,挣的虽然不少,却存不下钱,花钱大手大脚、出门喜欢打车。

这样一个接近白领的薪水让她们有了打官司的必要:黄莹莹认为公司从2008年1月到2009年她辞职为止的时间里,公司没有和她签署劳动合同,也没有上保险,她算出来的赔偿金超过了3万元,值得讨一下。于美美和她的情况也差不多。

柳萌萌则是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,理由是有一天点名要她服务(高球场称为点场)的客人很多,董事长发现了,认为她违规私下与客人联系。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,单方面解约要有2N(N是在此公司工作的年数)月工资的补偿。

三人的代理律师,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的李欣律师告诉《新世纪周刊》,像球童这样的薪水使得她们愿意耗费时间和精力来打官司,如果是一月工资1000多元的农民工,可能就选择放弃了。

球童们也已经感受到了时间和精力的牵扯:她们现在工作的球场有的在海淀,有的在顺义,却要不断地去通州应付一些繁琐的事务。她们已经请了六七次假,每次请假都意味着可能有数百元的钱挣不到了。

公司正在和三个女孩谈私了条件,黄莹莹的案子至今仍然没有开庭成功,如果不愿意把青春浪费在官司上,似乎是一条好出路。公司的律师提出的调解条件是一人给两万,但公司人力资源部却否认提出过这个条件。三个女孩仍然一头雾水。

本刊记者联系到莱克西施的代理人林律师,林律师说:“我不能说。你们有采访的权利,我们有拒绝的自由。”

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高尔夫球场的生意,相反,最近的高尔夫球场比过去更火爆。许多以前忙得出不了写字楼的老板都有机会出来借球消愁。

柳萌萌已经在另外一家球场上班,有劳动合同,有社会保险。她有一天看见了老东家的董事长宋在国,自己昔日的“名师”,他在那儿打球。宋总已经认不出她来了。

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有两种,一种允许球童收小费,球童的下场费就少一些,收入就看顾客的心情和熟客多不多了,这类老板认为球童会照顾客人更卖力,在这类球场工作的球童一般喜欢北京客人,北京男人好面子,给的多,很怕遇到韩国客人,他们比较节省,喜欢20元面值的票子。一种不允许收小费,认为小费会让球童变成区别对待客人的势利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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